人口與氣候變遷：

社會性別影響評估

全球人口在過去50年成長了一倍，並在2022年超越80億。人口是驅動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每年有360億噸的人為碳排放到空氣中，主要是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的。

根據估計，所有活產中的10%是不必要的。這些不是非預期懷孕；而是如母親們的自述，是她們不想要生下來的（Sedgh et. al.，2014），原因包括缺乏避孕管道、避孕工具費用高昂、避孕失敗、性侵犯與性暴力、童婚和強迫婚姻、伴侶反對、宗教反對、禁止墮胎的法律、缺乏性教育、擔憂化學避孕藥的副作用、國家支持的多生主義（pro-natalism）以及其他形式的「強制受孕」（Guillebaud，2016）。每年有1.4億嬰兒出生，估計約有2.2億人懷孕。根據葛特馬赫學會（Guttmacher Institute），在這2.2億次懷孕中，有多達1.2億次是非預期的；其中約有3900萬以活產生下來。（Bearak et. al，2020）。

透過免費提供避孕措施和合法墮胎來防止不必要的出生，將使全球碳排放量減少約10%，即每年36億噸，超過德國、日本、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和澳大利亞加起來的總排放量（Statista，2021）。

造成不必要出生的主要原因是避孕和／或墮胎的機會有限。約2.7億正值生育年齡（15至49歲）婦女對現代避孕工具的需求未獲滿足（Kantorová et. al，2020），63%的婦女生活在無法依照婦女要求提供墮胎的國家。在非洲，估計有92%的準媽媽生活在嚴格限制墮胎的法律之下；拉丁美洲的比例則接近97%。許多國家完全禁止墮胎。目前墮胎在阿魯巴、剛果、庫拉索、多米尼加共和國、埃及、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伊拉克、牙買加、寮國、馬達加斯加、馬爾他、茅利塔尼亞、尼加拉瓜、菲律賓、聖馬利諾、塞內加爾、獅子山、蘇利南、東加以及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是非法的。這些地區管理墮胎的法律有許多是歐洲國家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但歐洲本身很久以前就將這類限制墮胎的法律廢棄了（Cohen，2009）。美國的若干州也嚴格限制墮胎。

解決辦法是全球地補助自發的家庭計畫（Project Drawdown，n.d.），免費提供避孕措施和合法墮胎。自發的家庭計畫是透過確保所有人都能取得他們偏好的避孕措施來控制生殖的做法（WHO，2020）。例如，大多數歐洲國家將避孕措施列為一般醫療服務的一部分，墮胎也很容易獲得。

生殖健康服務的需求大多未獲滿足，再加上人均二氧化碳的高排放量，為家庭計畫創造了機會。我們發現2022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報告》（IPCC, 2022）並未提及避孕和墮胎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潛力。IPCC第一工作組3,949頁的報告考慮了「人類的角色」對氣候的影響，但忽略了人類的生殖行為。第二工作組的3,675頁報告（關於「影響、適應和脆弱性」）簡短地提到了「生殖健康和家庭計畫」，但僅限於改善婦女及其子女的健康和福祉的背景下，而未考慮到改善氣候變遷。人口被視為總排放量的驅動因素，但作為限縮人為氣候變化的可能解決方案卻被忽略。

聯合國最初的1992年《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或隨後的締約國會議（COP）也沒有強調人口增長或家庭計畫。例如，在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峰會上，儘管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明確要求於2030年將「獲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務的全面管道」納入國家戰略，但自發家庭計畫僅被瑣碎地提及（United Nations，2019）。

歷史背景對於理解前述原因非常重要。在歐洲，基於種族的人口控制是納粹政策和宣傳的支柱；在美國，優生學家也推動「積極」和「消極」優生學，獎勵某些被判斷為優等族群的繁殖，而被判斷為劣等族群的則進行絕育（Proctor，1988；Stern，2020）。

納粹主義和優生學運動崩潰後，強制的人口控制仍在持續。例如，1970年代印度的強制輸精管切除引起強烈反對，導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垮台。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是1994年在開羅舉行的「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該會議有效地將任何限制人口增長，都視為是意圖抑制全球南方人口的嘗試。

為了以符合人權和自由的方式減少人口，我們必須將「人口控制」重新定義為「自發家庭計畫」以幫助預防不必要的出生，即減少或消除母親顯然不想要的出生。透過將有關分娩制度的權力交到母親手中，以這種方式減少人口便能一致地擴大人類的自由。

目前，與全球減少人口的需求相反，國家贊助的多生主義正在促進出生。包括澳大利亞、中國、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伊朗、日本、波蘭、俄羅斯、新加坡和韓國在內的50多個國家／地區都制定了透過賦稅誘因和「新生兒紅利」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根據聯合國最近的一項研究，實行多生政策的國家比例從1976年的10%上升到2015年的28%（Scigliano，2021；Population Matters，2021）。與此同時，其中許多國家都提倡減緩氣候變遷。

當然，在碳足跡方面，並非所有的出生都是平等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高收入國家的居民每年平均排放10噸碳，而居住於低收入國家的人僅排放0.2噸。這表示在富裕國家預防出生，比起在世界較貧窮地區預防出生，將能減少更多的碳排放。根據一項計算，英國的每個新生兒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孟加拉新生兒的35倍（Guillebaud，2016）。

生殖科技（我們在此指的是避孕和合法墮胎）很少被視為計算氣候影響的一種技術形式。在1970年代初期，當生態學家首次開始將「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等同於人口 x 富裕 x 科技（IPAT）時，科技被認為是「每單位消費造成的影響」（Holdren，2018）。即使在以人均GDP取代富裕程度的Kaya方程式中，也經常將人口視為被動投入（passive input），並主要是在每單位GDP的能源強度範圍內構思減緩的機會，而以每單位消耗能源的排放量定義碳強度（Kaya et. al，1997）。這些模型應該被重新概念化，以將避孕技術視為「科技」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可用以減少溫室氣體的科技。

政府以及政府間機構未能將家庭計畫視為氣候變遷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蓋茲基金會或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等最強而有力的家庭計畫機構，也未能認知其計畫的潛在氣候效益。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2019年一份題名為「家庭計畫和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部分由蓋茲基金會資助）的「資料手冊」指出，全球10%婦女的「家庭計畫需求未獲滿足」，但未能認知到終止不必要的出生對於氣候有益（UN，2019）。

自1994年在開羅召開的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以來，投注於家庭計畫的全球資金有所減少。現在需要的是為安全、有效和自願的生殖保健提供國際資金。

我們需要全球性地廣泛考慮減緩氣候變遷，並納入生殖科技。家庭計畫的好處必須加以擴展，以納入有效家庭計畫的氣候效益。從公民自由和環境的角度來看，這是雙贏的：在擴展人類自由的同時拯救地球。終止不必要的出生可以預防重大的氣候破壞，同時藉著將控制自己生殖的權力交到母親手中，來擴大人類的自由。

然而，不應將避免不必要的懷孕（和分娩）想像成為人類實現全球經濟脫碳的替代方案。氣候變遷的最終解決辦法是防止化石碳進入大氣層；其他所有的政策都必須隸屬於這項目標。不過，脫碳需要時間，這表示需要採取「全體動員」的方法，並認知有些解決方案比起其他的更能處理問題。